游走在法律邊緣不做信息販子是底線

游走在法律邊緣不做信息販子是底線

私家偵探要有底線，不販賣信息、不主動違法、勸人向善避免極端，既保護自己也保護客戶。

在很多人印象里，私家偵探一般都是警察、律師、調查記者等轉行而來，這種轉行人非常少，大部分私家偵探都是和他一樣學歷不高從底層一步步熬出來的。

原因并不復雜，私家偵探風險過高、收入不穩定，優秀的警察、律師、記者不會轉行。而這個工作難度并不小，對人的要求很高，被淘汰的警察律師，一般也做不好這個工作。“優秀的沒必要轉，不優秀的轉了也做不好”。

1993年公安部發布了《關于禁止開設私人偵探所性質的民間機構的通知》，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開辦各種形式的“民事事務調查所”“安全事務調查所”等私人偵探所性質的民間機構。

但在2002年正式施行的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》中，允許將私人錄制的錄音和錄像作為“呈堂證供”。

私家偵探就一直這樣在法律邊緣游走，無法在工商注冊。多數私家偵探機構的營業執照都是信息咨詢、商業資訊公司，從事私家偵探業務顯然是超范圍經營。

近年來，許多私家偵探被判刑，罪名多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。

記者說，他每天都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。“每過半年就要看到幾個人判刑，你知道這種沖擊有多大嗎？這種沖擊讓每一個進入這個行業的人都處于一種惶恐的狀態。”

不過，戴朋俊有他的自保之道。

其中第一條就是不做信息販子。查閱裁判文書網能看到，很多被判刑的私家偵探，罪名都是侵犯公民信息罪。戴朋俊介紹，2017年之前，私家偵探這個行業里許多從業者都沒有做偵探的事情，而是在販賣信息。“投入少，收入高，坐在家里一年掙個百八十萬沒什么大問題。說白了就是信息販子，現在做這個的很多人都被抓了。”

戴朋俊說，自從進入這個行業以來，他都沒碰過販賣信息的業務，有客戶找來的時候他都會拒絕。“一方面是為了自保，一方面我覺得我是科班出身，是個手藝人，做信息販子太掉價了”。

“只要沒有販賣信息，其他的業務很難界定是違法犯 罪。并且我也有自己的底線，不能做的絕對不做。比如查出軌，最好的肯定是捉奸在床，這樣的畫面怎么取證呢？如果是委托人自己的住處，不管是買的房子還是租的，我們指導委托人放置設備取證，這就沒問題。但如果在酒店房間或者別人家里，你給多少錢我都不可能幫你去偷拍。拍了我們倆就一起進去了。”

除了避免法律風險，戴朋俊還會拒絕一些風險較大的委托。比如溝通時發現委托人情緒激動，有走極端化的可能，他會拒絕接單；比如多數情況下只夫妻委托，很少接戀人委托，因為夫妻可以查證，出軌屬于嚴重道德問題，幫助弱勢一方取證在情理上容易被公眾接受，而戀人關系無法核驗，很容易越線。

“我覺得做這行做重要的就是自律，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。不管法律如何界定，但你心里必須有一個準繩。”